《最后的赛德克·巴莱》

胡秋林

最近大国的广电总局准备把台湾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重映，让大家又重温一遍台湾原住民的抗争史。这不奇怪，每当党需要的时候，总有些文艺作品被拿出来当牌打，包括但不仅限于横店，毕竟手撕鬼子太过荒谬，而由台湾人拍摄的台湾原住民的作品更有“说服力”。

当需要强调主体性时，祭出日本殖民的压迫，证明台湾人是反抗外来统治的受害者。爽剧之所以爽，不是因为它有道理，是它符合你的认知和你的认知带给你的悲情多巴胺。
但如果你只看到一场血腥的民族起义，那你就太天真无牙了。
这部电影，更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全球殖民历史中一个永恒的冷酷公式。这个公式在北美大陆的《最后的莫西干人》中运行过，现在又在台湾的山林里重演。
这篇文章我们不谈悲情，只谈机制、效率和常识：为什么“最后的XX人”总是难逃被时代碾压的命运？

如果历史有底色，那么被淡忘的“前现代之恶”是浓重的一笔
在谈论日本这个“复杂的坏人”之前，胡秋林必须先唤醒一段被故意淡忘的历史——那些更混乱、更原始、更不留档案的“恶”。这些“恶”被历史叙事轻轻放过，只为突出日本的“特殊性”。
1.    混乱的底色：更不留情的原始掠夺
在日本人到来之前之后，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底色有几个部分：
•    号称海禁的明朝政权：奉行“不统不治”的实用主义，将台湾放任给海盗、商团，而他们则以“压迫原住民、抢占资源”为生。这是一种权力真空下的自由掠夺。

•    东印度公司的账本： 1624年，荷兰人来了。他们不是为了传教或定居，他们是为了利润。这是最早一批带着公司章程来抢劫的文明人。统治了 38 年，他们的恶是纯粹的商业计算：人头税、捕鹿税、垄断贸易。他们的残酷，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。1652年，汉人郭怀一反抗，荷兰人联合原住民屠杀反抗者数千人。（此处敲黑板：荷兰人不是独自干活，而是联合土著杀汉人。）
他们的统治，是 “用账本驱动的暴力”，比后来的清朝更具经济目的，但又比日本的“体制覆盖”显得粗糙和短命。他们的档案留下的是收支平衡表，而不是完整的户籍制度。

•    伟光正的郑成功集团：带来的不是建设，而是“迁界、纳贡、抢地”的军事殖民。他们高效地将原住民视为“可征收的物资”，以刀开路，迅速开启了汉人武装殖民的先河。

•    列强到来之前的清朝百年：建立“番界”，推行“改熟”政策，用武力征伐来推动汉人开垦。这是一种持续性、制度化的领土蚕食，其手段原始，仍是刀枪，但目标明确。

•    蒋介石的退守初期：当日本撤退后，国民党早期在治理上的腐败、通货膨胀、卫生恶化、接收的混乱，瞬间把台湾拉回了某种“前现代的失序状态”。

这种对比，让许多经历过日据时代的台湾人产生了一个惊悚的判断：
“狗去猪来”。
“狗”是日本，虽然凶猛但看门有序；“猪”是国民党，只会吃和制造混乱。
这种爱恨交织的本质是：当一个政权坏得毫无效率、坏得制造混乱时，人民就会本能地怀念上一个坏得有条理、至少能保证你第二天还能看到太阳的政权。这种“怀念”，无关国籍，只关乎生存的安全感。
以上的这些统治，没有留下像日本那样的现代化铁路、精细的户籍档案，它们留下的只有混乱、土豪割据、和无数在械斗与疾病中消亡的模糊数字。
一个冷酷的常识是，日本的“文明之恶”之所以突出，不是因为它比前面的统治者“坏得多”，而是因为它“规范得多”。当历史叙事需要一个清晰的、可量化的靶子时，这些混乱的、不留档案的“前现代之恶”，就被“自然地”推到了幕后。自然，这些恶也就会在合适的时间，以“正义”的面目指责“外族之恶”。
当然，以上说的这哥儿几个都没把自己当“外族”，都是福尔摩沙天降的统治者，也都认为原住民是自古以来的“生番”。

雷同的机制——“文明”带来的双重绞杀
《赛德克·巴莱》和《最后的莫西干人》的内核，惊人地相似。它们都不是简单的“正义战胜邪恶”的故事，而是“旧秩序”被“新秩序”碾碎的悲剧。
1.    殖民的诱饵：从火枪到警察
•    北美原住民（莫西干/休伦）：面对英法两方的火枪与炮火，被迫卷入欧洲列强的代理人战争。
•    台湾原住民（赛德克）：同样面对日本的现代武装、警察制度。日本的高明之处在于：先用所谓“文明教育”和“温和”的手段（如主角莫那·鲁道的成长），将原住民纳入殖民体系，然后用制度和规矩（如禁止纹面）进行精神上的阉割。
两厢对比之下的反讽是，台湾原住民经历的是一个从“原始土匪抢劫”到“专业银行家征收”的进化过程。日本的“文明”是终极武器：它不仅能杀你的肉体，还能消灭你作为人的文化身份。
2.    最后的莫西干人 vs. 最后的赛德克
在《莫西干人》中，原住民的悲剧是被驱逐；在《赛德克·巴莱》中，赛德克人的悲剧是被否定。
两部电影的主角最终都走向了有尊严的灭亡：他们拒绝被高效的现代机制“圈养”。抵抗，最终只是选择一种更有尊严的死法。

正确的叙事锚点——日本是“复杂的坏人”
这正是《赛德克·巴莱》在台湾历史叙事里成为“复杂坏人”的原因，这种复杂性与《莫西干人》中那种“纯粹的野蛮对抗”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1.    殖民统治效率的对比
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台湾叙事需要一个高效的统治锚点，而日本正好提供了这个样本：
•    日本（台湾）：带来了户籍、警察、铁路、卫生。其统治是一种“高效的剥削”，它有明确的制度、完整的文书，让你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剥削的。
•    英法（北美）：更像“早期的猎人”，重在掠夺皮毛和土地，缺乏日本那种“从精神到肉体”的全面管制。
有一个尴尬的，爱恨交织的真相是：后世的台湾人对日本的“怀念”，不是对日本文化的爱，而是对“秩序”的本能依赖。这种怀念是对混乱和失序的反胃，是人民对“统治效率”的最低要求。
2.    “文明”的刀锋：最痛的不是肉体，是文化
•    日本的殖民：不仅要你的土地，还要你的灵魂。禁止纹面、强制日语教育，这是一种文化上的“去势”。
•    最后的讽刺：日本作为“复杂的坏人”，其价值就在于它用现代化的刀锋，精确地切开了台湾的文化认同。这种清晰、高效的创伤，比那些模糊的、混乱的压迫，更能成为后世反思的“高精度样本”。

逃不过的历史铁律与时代的终结
《赛德克·巴莱》与《最后的莫西干人》的雷同，揭示了殖民历史的铁律：
在台湾历史这面镜子里，日本的“恶”之所以显得突出，不是因为它最坏，而是因为它最有条理、最现代，它充当了唯一一个可以清晰对比“秩序之恶”与“混乱之恶”的参照系。
最终，弱势的一方，只能选择一种死法：是被混乱的原始暴力所吞噬，还是被高效的现代化秩序所规训。在权力与效率面前，所有的“浪漫的自由”和“古老的尊严”，都只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成本。
所以，这次胡秋林非常支持《赛德克·巴莱》的重映，它让你看到了历史的悲剧，也看到了文明的刀子。
当然，也许还能让你看到那些被故意遗忘在档案外的烂账。

然而，我们也要明白，这部电影的重映，早已不是一场单纯的“历史反思”。
当一部血淋淋的“反殖民史诗”，被权力机构拿出来当做“政治工具”使用时，它的悲剧性就开始发生二次扭曲：
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历史的眼泪，其实你看到的是权力对你情绪的精确计算。
《赛德克·巴莱》的价值，本该是让所有观众反思“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的人性”。可现在，它被简化成了一张“外族侵略”的宣传画，以满足当下“强调主体性”的政治需要。
最后的讽刺是：日本这个复杂的反派，在殖民时期用高效的户籍制度管理你的身体；而今天，这部关于反抗殖民的电影，正被某些力量用来管理你的悲情和认知。
殖民终结了，但高效的“认知收割”永不停止。

最终，这部电影的重映，不是为了让你记住历史的伤痛，而是为了让你记住应该去“恨”谁。
这下热闹了，你以为你看完了历史，但历史正用最文明的方式，看着你的钱包和你的大脑。

胡秋林
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